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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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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Jun 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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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晖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前些年“邪教”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太平天国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改革时期对“农民革命”不以为然的思想至此又走向了妖魔化造反者的另一个极端。太平天国被描绘成一场愚昧野蛮罪恶多端的“邪教”运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潘旭澜编辑的《太平杂说》收集了35篇文章,几乎都是这种观点。著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史式先生则举出五条“邪教”标准,“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但是他又说太平天国里还有冯云山这样的好人,所以也不能说除了邪教就没有别的。“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 (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通史》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按照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的官员都实行世袭制,为天王打天下者不仅本人荣华富贵,而且子子孙孙都可以不劳而获。可以想见,这样的规定对他们确实有激励作用。但在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制度下农民能有出头之日吗?反过来,天朝官员犯了罪错,重者杀头,次者就是“黜为农”。正如简又文先生所说:罚做农民是天朝“仅亚于死刑”的严惩(可见上言所谓劳改农场并非无根之谈)。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无怪乎其只能发给高干阅读,不能用作广泛宣传。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18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来万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绝大多数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不过教义(或“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远者的关系好处,是不确定的。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常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尔派与圣杯派、圣公会与再洗礼派、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等)之间,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抢夺“正统”,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相安无事。事实上,源出近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同出闪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处很多,可是历史上这三者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远远超过它们和佛教、儒教等绝不相类者的冲突

《资政新篇》是一篇站在时代前列的文献,其资本主义色彩至少比同时期的洋务派要明显。但是洪仁轩本人的实际作为却远远不如洋务派。而该书对太平天国本身的重要性,显被高估得比《天朝田亩制度》还厉害。不署作者的官书《天》虽只是极少人见的内部文件,但作为“旨准颁行诏书”之一,它总还是正式文件。而《资》是洪仁轩个人署名,不属于“旨准颁行诏书”,其影响比《天》更小。《天》并未实行,也未必对农民有宣传动员作用,但那一套“功勋臣等世食天禄”的前景对天朝高干或许还有激励效果,《资》则连这个效果也值得怀疑且这两个所谓“纲领”的内容又是尖锐对立的,《天》没起什么作用《资》就更谈不上了

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视为“妖书”,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而且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禁书焚书更加变本加厉。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不准提,大事不准讲,史书不准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

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如今有谴责“排外”和“肯定反侵略”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随着晚清列强势力的增加,我们看到教案出现了类型上的演变:早期教案如“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但是到了晚期,“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虽然即使晚期教案也不是只有这一种类型,但显然它与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行为不公、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有关,不能说前者完全是无辜的。

十一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同情变法,明确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她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短时间迅速发展,除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十二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十三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庚子,一九〇〇年。) 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自己并不迷信刀枪不入一说

十四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十五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10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 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十六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不过说实在的,这层意义上的成败很难有一定的标准。这是因为参与起事的革命者形形色色,他们的“理想”,也是多种多样。更有甚者,有的“理想”或“意义”根本就是后人的设想和定义,当时人并无此种想法,例如今人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封建”的本质又被定义为地主制度,按照这种定义,不搞土改、没废除地主制度,“反封建革命”就没有成功可言。问题是这样的定义当时的革命者根本不知道,他们也不是为这个去干革命的,怎么能以此论成败?莫非革命“成败”的主体不是革命者,而是今天的理论家?

十七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成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期,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十八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娄谱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眵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它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20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十九

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二十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赞成革命的人就要说那: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二十一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最极点。这是因为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当时是确实有灭亡中国之意图的。然而日本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一点想法 苦难的顶点】

二十二

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 【全球视野】

二十三

实际上就是后来官办了,川汉铁路仍然没有丝毫进展。如果说民国年间是因为政治动法动荡战争频繁影响建设,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铁路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条铁路仍然长期只是个历史名词。直到宝成线、川黔线、成昆线、襄渝线、内昆线和渝怀线都相继通车后,作为最后一条出川铁路,宜万铁路才于2010年冬最终修通。这已经是保路运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有61年的和平建设岁月了。

二十四

平心而论,川汉路之梦难圆的原因无他,就是在三峡地区,的高山深谷中穿行的这条铁路确实太难修了。今天的宜万铁路桥隧长度占全路比例为全国之最,每公里造价甚至远远超过青藏铁路。当宜万铁路修成时曾有记者问该路总工程师: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修成这条铁路吗?答曰:按照目前的线路绝无可能,按当年詹天佑选定的线路或许有可能,但不确定,即便可能也绝不是短时间的事,纵使勉强修成,运输效果也会很差。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川汉铁路如果国有化了它的修筑绩效就会提高。

二十五

曾经有人说,川汉铁路选择先修宜万段是个大错误,如先修成渝段就会好得多。但这种议论显然误置了时空。成渝段只是川内线路,不能解决出入川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川陕、川黔等多条公路入川通道已经开通,峡江航道也已经过整治,先修成渝路所需的器材设备物资可以运进四川。如果回到晚清的条件下,那时尚无一条进川公路,峡江航道完全是自然状态,主要靠拉纤通过木船,轮船航行尚未脱离探险状态,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果先修成渝路,施工运输的困难确实不易解决。当初川汉铁路公司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先修宜万段以解决修路设备物资进川问题,恐怕也是个无奈的决定。

二十六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六镇之乱后的北朝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二十七

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文盲社会成功扫盲是可能的,而把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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